对于严聪来说，“巡守边缘”是他一辈子都会坚持的事情。
前两天，他再次穿上迷彩服，背上一个五颜六色的wa包，腰间挂着一把“野牛刀”。他和边防战士一起，从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边境的180号界碑走到182号界碑，再到183号界碑——这条路线在50多年前不是路，而是山。
“为了国家，值得。”这位62岁的老人笑了，仿佛在描述一个简单的道理。“边境上，大事小事都关系到国家形象，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为了不让别人看笑话，他大半辈子都在巡逻，守着边缘。这条来回10多公里的二山路，走了57年，共计15.9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四圈。
“没什么好怕的，我是党员，我不怕。”严聪豪迈地说。
但时间和巡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年轻时，他在一个雨夜独自巡逻。走着走着，他割草开道，不小心割伤了大腿。简单包扎后，他忍着剧痛完成巡逻。由于治疗不及时，加上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留下了病根，至今走路还隐隐作痛。
现在，这个“探路者”变成了“引路者”。他带领一代又一代的边防警察，一遍又一遍地走着巡逻守边的路。他希望更多的人理解边界和界碑的意义。“如果每个人都知道，我应该休息一下”。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决心守卫边疆。
锡盟是严聪的故乡，1960年出生于此。今年，在西盟县宋岳乡竖立了四块界碑。
作为中国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西盟西部和西北部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89.33公里。1956年，西联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严聪的父亲严章是佤族部落首领，也是最早巡逻边境的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闫章成为特别巡防特工，被称为“行走的界碑”。他的巡逻道路从部落外围变成了祖国边境。
“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只要守护好界碑，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张常对儿子说:“界碑是国家的象征。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敢破坏，谁就要受到惩罚。”
张的巡捕通信员身份在当时需要严格保密。但父亲巡逻守边的言行，已经烙在了肖延聪的心里。他立志长大后要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守卫祖国的边疆。
5岁时，小彦聪跟随父亲踏上了巡逻之路。在路上，父亲总是给他讲一些往事。这些往事承载着这个家三代人的感情。
1949年2月，西盟县解放。然而此时的锡盟土匪严重，封建势力横行，百废待兴。为了保卫家园的安全，严聪的爷爷奶奶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1958年，他们的奶奶在西盟县党政军警民联合打击反革命叛乱中牺牲在小马山；爷爷作为老一辈的佤族部落首领，一生都在部落边缘巡逻守护。
“我注定是国界的一员，这是传承。”严聪说。
1967年，位于大黑山山顶的中缅界碑181号被敌对分子砸毁，民族尊严受到严重侵犯。得知此事后，严聪自发组织边民对可疑人员进行排查，为国家打击妨害边境管理犯罪提供了线索。后来，严聪根据自己的记忆，找到了界桩应该存在的位置，并把新的界桩一个个涂上了鲜红色。
严聪对这段经历感触颇深，他确定了自己的使命:“守边防一线，就是保家卫国。”
正式成为“边界员”
巡逻时保护国家。
1980年，严聪正式成为“界务员”。这种身份从此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当时民众的环保意识不强，大量砍伐边境沿线的树木，不仅使得原本就不清晰的边界更加模糊，也给边境管理和双方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为解决这一问题，1988年，严聪到有关部门申请了近两万株冷杉、水冬瓜和酸木瓜树苗。拿到树苗后，他积极动员妻子和亲戚一起种。
对于严聪的做法，妻子一开始并不理解，以为丈夫增加了她的工作量——严聪每天巡逻边境，家里以外的劳动几乎都是她一个人承担，实在没有精力再去种树了。
“他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说是要守卫林荫边境。后来我被说服了，保护边境人人有责，我就和他一起种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妻子不好意思地笑了。
现在，80亩贫瘠的山坡变了样，严聪种下的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现在，巡逻路两旁郁郁葱葱，就像守卫祖国边疆的卫兵站在边境线上。严聪感慨地说，“边界线上的树林长大了，变得更美了，守边也更踏实了。”
1993年，严聪参与修建了180号和181号界碑。也是在这一年，他萌生了拉铁丝网拦边境牛的想法。
今年夏天，海外大片土地被用于种植罂粟，海外村民饲养的牛羊无草可吃。此外，边境没有自然屏障。这些牲畜经常越过边境，吃掉中国村民种的庄稼，给村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何“拦牛”成了严聪急于解决的问题。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向上级汇报拉铁丝网的想法。
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施工方案很快被提上日程。从开工开始，严聪就一直在施工现场忙碌，指导施工队分边界线、拉网、挖坑、插电杆、拉线。只要能帮上忙，他就冲过去帮忙。短短半个月时间，整个边境线上已经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铁栅栏”。
为了防止有人割网偷渡，严聪还带着村民轮流蹲守在便道附近。无论是雾蒙蒙的清晨，还是繁星点点的午夜，他们都是两人一班，日夜守护着边境的安宁。
“现在太黑了。先回去。我一个人无事可做。你家里有孩子要照顾。赶紧回去。”在蹲点，严聪经常对一起执勤的老乡说这句话。在村民眼里，村里有什么事，严聪都会帮忙。他总是拍着胸脯说:“我是党员。我不怕！”
这个“党员梦”在1991年实现。那一年，他向当时的纳塔八办事处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严格的考察，他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95年夏天，一些海外村民趁周围没人的时候，偷偷跑到边境的河道里挖河沙。恰巧严聪和边防人员在此巡逻，“沙贼”被抓。
“他们不懂中文。我去告诉他们。”严聪上前用瓦语劝阻对方。经过耐心沟通，海外村民撤走了采沙工具，并拆除了私自搭建在河上的木桥。聪明归聪明，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向上级做了详细汇报。最后，中国与缅甸佤邦政府签署协议，非法采砂得到有效遏制。
此后，严聪经常在巡逻时抓住机会向村民宣讲法律知识。“让所有人都知道在边境上做任何事情都是违法的，否则他们就会乱挑，乱砍，乱走，这样就全乱了？”
新居里浦发防疫
严把边境“入口”
宣讲法律知识成了边防战士严聪的副业。发现村民涉毒，他就跑到村民家里劝说。他听说有人有组织他人偷渡入境的想法，就解释法律，和对方讲道理...
有村民称他为“和事佬”。不管是村民的吵闹，还是牲畜越界放牧，他都要管辖区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对此，严聪笑着说:“边境上的一切都关系到国家的形象。怎么会多管闲事？”
边境上的一个“长期问题”是毒品控制。严聪回忆说，几十年前，很多毒贩埋伏在深山老林中，甚至勾结土匪向中国运输毒品，导致这里毒品泛滥。父亲吸儿子，儿子吸孙子，很多家庭就这样结束了。
严聪看在眼里，担忧在心里。我该怎么办？他和其他边防战士一起，在边境巡逻时抓住一切机会向村民普及毒品危害知识。
后来，西盟县引导村民将禁止吸毒、贩毒、种毒、制毒的相关内容写入村规民约，明确了个人、家庭、村民小组的义务，并以少数民族的“盟约”、“誓约”等方式逐级、逐门签订禁毒村规民约，实现自律、自我管理。
2020年国际禁毒日，锡盟举办“禁毒健康行”，近50名参与者来到中缅界碑180号，沿边境向牧溪公路行进。作为一名边防战士，严聪很欣慰。“现在娃娃们开心多了。以前怎么能接受这些禁毒教育呢？”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防止疫情输入成为严聪和其他边防战士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2020年初，普洱边防管理支队勐卡边防派出所组建了一支“党员突击队”，在边境道路上搭起帐篷，防止境外疫情输入。严聪所在的社区也成立了突击队出征。因为严聪年龄较大，社区没有安排严聪参加值班。但严聪对大家说:“谁也不知道边境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发生什么事。”
就这样，他和边防民警走上了防止境外疫情输入的道路。其间，他白天巡线，带领“党突击队”到大布拉克山视察界碑；晚上“堵洞”，住在便道旁边的执勤棚里，和警察一起守住大门，防止境外疫情输入。
在爬山看界碑前，社区的吴淦劝说严聪，“大聪，你的肤色和界碑一样。老了就别巡山了。”严聪当着边境警察的面回答:“他们(警察)都不是本地人，常年驻守保护我的家园。我们为什么不做呢？”再说了，在边境线上走了大半辈子，你叫我不要走，我怎么习惯？"
57年来，严聪带领一代又一代民警，守卫着这里的每一个界碑、每一个山口、每一条河沟。几十年来，边防战士换了好几代，但老边防战士严聪一直没变。
传递火种保护界碑
佤族演奏了一首新歌。
这个肤色和界碑几乎一样的老人，在57年的巡守边防生涯中，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日益强大。
过去，西盟县给人的印象是偏远落后，村民懒惰，不愿意劳动。2015年底，全县有34个贫困村，9230户贫困户，31502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仅为1913元，贫困发生率为32.57%。
随着扶贫政策的深入，村干部指导村民学习种植养殖技术，督促他们改掉不良习惯，帮助他们树立依靠劳动改变贫困的信心和决心。2018年，西盟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在全国“直通民族”地区率先实现整体脱贫，并在2018年、2019年扶贫成效评估中连续两年位居云南省第一，荣获2019年“全国扶贫组织创新奖”。也是云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区、市)。数据显示，2020年，西盟县实现生产总值26.025亿元，同比增长6.1%，位居全市第一。
“前段时间政府来给我们丈量每户的面积，来建设新农村，帮我们盖新房！”严聪高兴地告诉记者，正是因为国家强大了，有了这么好的政策，才帮助边民脱贫致富。现在，不仅他家，其他村民的年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有的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有的留在老家种地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生活变好了”。
经济条件好转后，严聪给家里买了一台新的大彩电。他每天巡逻回家就打开电视看新闻了解国家政策，然后把重要信息翻译成佤族方言讲给不懂中文的老人听。“我没文化。我最喜欢的是新闻。我父亲还告诉我，我应该永远跟党走。看新闻可以帮助我了解党的最新政策。”
严聪爱好广泛。精通“得”、“片”、“瓦笛”等70余种佤族民间乐器的制作方法和演奏技巧。2002年5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在游览过程中，只要他有闲暇，就会为大家演奏一曲，消除大家的疲劳，让外地来的警察感受一下这里的美。此外，严聪还免费培训了三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
严聪不仅是佤族文化的传承者，也是边疆文化的传播者。他经常把惠民政策、法律规范、疫情防控等知识翻译成佤族语言，通过广播在边境地区传播。他还参加了许多大型活动，表演佤族民间舞蹈和乐器，传播佤族文化。
严聪说，他的乐器都是父亲教的，佤族文化和守界碑一样，必须传承下去。因此，当他的儿子胡燕5岁时，严聪像他的父亲一样，带着他的儿子走上了巡逻的道路。“这种巡逻必须一直有人来做。曾经父亲带着我，现在我带着儿子一起守卫我们的边境线。”
现在在他的指导下，女儿和儿子不仅擅长佤族乐器，也懂得了守边的意义。
今年2月，严聪的儿子胡燕赴京参加《中国少年说》的录制。在这个13岁男孩的心目中，边境上最美的风景就是家里的五星红旗。
“我的生命在界碑旁，我的根在中国。长大后，我想当一名军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更好地守护我们家的‘传家宝’——界碑。”胡燕说。
今年9月，严聪的女儿即将进入高三。她希望将来能考上大学，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
严聪很自豪这个小家庭的成长，但更让他自豪的是祖国的繁荣发展。
“现在巡逻，你不用携带装备。带着国旗走在边境上比任何装备都有用。坐在界碑旁边，像在家里一样舒服。”严聪告诉记者，“虽然我60多岁了，但还不算太老。我必须继续巡逻，保护边缘。这种感觉永远不会死，直到我什么都做不了。”
说完这句坚定的话，他起身拿起父亲留给他的瓦长刀，望着边境，眼神坚毅。五十七年前，那个曾自豪地宣誓保卫边疆的少年，似乎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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